导弹的制导系统攻关小组就设在这里。楼前的香樟树是当年栽的，如今已长得需要两人合抱，树干上还能看到模糊的刻痕——那是科研人员记录测试次数的“军功章”。

王大贵的工作台在二楼靠窗的位置。这位从重庆来的车工，手指粗得像老树根，却能在直径三毫米的零件上钻出01毫米的孔。“这活儿就像给绣花针穿线，手一抖就废了。”他总把祖父传下来的游标卡尺带在身上，那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刻度，最小到001毫米。有次为了赶制一个关键部件，他连续三十六个小时没合眼，直到零件通过检测，才一头栽倒在机床旁，手里还攥着那把卡尺。

车间的墙上，挂着一张巨大的弹道曲线图，旁边贴着一张锦江航运图。工程师们发现，导弹的飞行轨迹竟与锦江的水流曲线惊人地相似——都是先爬升，再滑翔，最后精准命中目标。“水往低处流，但能绕开礁石；导弹往高处飞，也得避开干扰。”这个发现让大家兴奋不已，后来红旗二号的制导算法里，果然加入了模拟水流绕障的参数。天禧暁说网 已发布醉辛漳结

最紧张的是“电磁兼容测试”。几十台仪器同时运转，各种频率的电磁波在房间里交织，稍有不慎就会干扰导弹的信号。负责这项工作的张淑敏，是团队里唯一的女性工程师。她发明了一种“听声辨干扰”的办法：“不同频率的电磁波，声音像不同的鸟叫，听熟了就知道哪只‘鸟’在捣乱。”她的办公桌上，除了示波器，还摆着一个录音机，里面录着各种干扰信号的声音，休息时就放来听，像在听一场特殊的“音乐会”。

1967年9月8日，红旗二号在浙江嘉兴击落美制u-2高空侦察机的消息传到成都时，红砖小楼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。王大贵正在打磨零件，听到消息后，一把将卡尺扔到桌上，抱着旁边的同事就哭。那天晚上，锦江两岸的灯火似乎都亮了几分，有人看到，几位工程师站在河边，把酒瓶里的酒洒进江里，嘴里念叨着：“这杯敬锦江，敬它给我们的灵感。”

四、雾中的火鸟

1984年的冬天，成都平原被浓雾笼罩。一辆吉普车在能见度不足五米的公路上缓慢行驶，车窗上结着薄冰，司机不得不时不时探出头观察路况。车里坐着钟山和他的团队，他们正赶往绵阳，去中物院对接红旗七号的研制方案。

“近程防空就像在雾里打麻雀，”钟山搓着冻僵的手说，“目标小、速度快，还可能突然变向，得有百步穿杨的本事。”此时的他已两鬓斑白，当年的青年学子成了中国防空导弹领域的权威，但行李箱里，依然习惯性地放着一小罐豆瓣酱——那是他的“精神图腾”。

红旗七号的研制，堪称一场“川味科技攻坚战”。它要应对的不仅是技术难题，还有四川盆地特有的气象条件：每年超过100天的雾天，复杂的地形导致的电磁干扰，甚至还有夏季突如其来的雷暴。“这导弹得像四川人一样，能扛雾、能抗晒、能经风雨。”总设计师的这句话，成了团队的座右铭。

中物院的风洞实验室里，工程师们正在模拟导弹穿越浓雾的场景。高速气流裹挟着水雾，撞击在弹体模型上，传感器记录着每一个细微的参数。乐山姑娘陈岚负责数据分析，她的父亲是气象站的观测员，从小就教她识别雾的种类：“辐射雾、平流雾、锋面雾，脾气各不相同，对导弹的影响也不一样。”她建立的“雾滴撞击模型”七号在雾天的命中率提升了17。

成都的算法团队则在与“时间”赛跑。他们要让导弹的反应速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从发现目标到发射，不能超过6秒。算法组长李建国是个川剧迷，常把变脸的“快、准、狠”挂在嘴边：“变脸师傅一秒能变三张脸，我们的导弹，一秒就得锁定三个目标！”团队里的年轻人编了段顺口溜：“快如子弹出膛，准如穿针引线，狠如火锅泼油——这才是咱四川的导弹！”

1988年夏天，红旗七号在内蒙古靶场进行定型试验。当导弹拖着橘红色的尾焰，精准命中低空飞行的靶机时，观礼台上的钟山突然老泪纵横。他想起1958年那个带着豆瓣酱离开成都的清晨，想起科学谷山洞里的煤油灯，想起锦江畔的红砖小楼——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，此刻都化作了这道耀眼的光。

试验成功后，团队在靶场旁边的草地上支起铁锅，煮了一锅麻辣火锅。羊肉卷、毛肚、黄喉在红汤里翻滚，就像那些被攻克的技术难题，最终都成了“美味佳肴”。有人提议为红旗七号起个代号，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