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虽然没人能完全看懂上面的文字，但大家都知道，这是在告诉祖先：“我们还在，活得很好。”

木雅人的婚礼保留着“抢婚”的习俗，却带着温柔的仪式感。新郎要带着七个壮汉去迎亲，新娘的姐妹们会在门口用青稞酒“拦门”，每喝一杯酒，就要考一个关于西夏历史的问题，比如“公主带来了什么宝物？”“我们的祖先来自哪里？”答不上来就要罚唱木雅歌。新娘的嫁妆里，必须有一件“琵琶襟”长袍，这种衣襟像琵琶形状的衣服，是西夏王妃的服饰样式，母亲会在出嫁前夜，把自己的银镯子缝在袍子的夹层里，说：“带着它，就像带着家。”

如今在康定的“木雅文化博物馆”里，能看到西夏文的残片、木雅人的毡帽、仿造的绿度母唐卡。年轻的木雅姑娘“格桑曲珍”是博物馆的讲解员，她会用木雅语、藏语、汉语三种语言介绍展品，指着一幅西夏地图说：“我们的祖先走了很远的路才到这里，现在，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故事。”博物馆外，她的弟弟在用直播设备展示木雅人的擀毡技艺，镜头里，彩色的毛线在老人手中变成毡子，弹幕上有人问：“这是哪里的手艺？”他笑着回答：“是我们木雅人，从很久很久以前带来的。”

鱼通藏族：大渡河畔的“水陆混血儿”

在川西泸定、康定的大渡河谷，鱼通藏族像大渡河的鹅卵石，被汉藏两种文化的水流打磨得温润而独特。他们住在吊脚楼里，吃着藏式酥油茶配四川泡菜，用藏语念经，却用四川话吵架——这种“水陆混血”的生活，藏着大渡河航运史上的千年故事。

“鱼通”意为“大渡河边的居民”，这个名字直白得像他们的性格。唐代吐蕃占领泸定后，在此设立“鱼通驿站”，负责用船运送粮食和兵器。驻守驿站的吐蕃士兵多来自西藏昌都，他们与沿岸的汉族船工、渔民通婚，渐渐形成了“鱼通人”。当地老人说，最早的鱼通人“船桨上刻着藏文，船帆上画着汉文”，连给孩子取名都有意思——男孩叫“扎西”“多吉”，女孩却叫“春花”“秀莲”，像两种语言在摇篮里的握手。

鱼通人的吊脚楼是建筑史上的“混血儿”。一半建在河岸的石崖上，用粗壮的木柱支撑，一半悬在水面，底下能停船，这是巴蜀汉族“干栏式”民居的智慧；屋顶却覆盖着藏式的青石板，石板压着石块，能抵御河谷的狂风；二楼的“经堂”里供着藏传佛教的佛像，一楼的“灶房”里却贴着汉族的“灶王爷”画像。最妙的是窗户：朝河的一面是方形的“船窗”，方便观察河水涨落；朝山的一面是圆形的“月亮窗”，据说能让山神看到屋里的动静。

大渡河上的“羊皮筏子”是鱼通人的骄傲。这种用12张羊皮扎成的筏子，是吐蕃的技艺，却被鱼通人改良：他们用巴蜀的楠木做筏架，更轻便耐用；在筏子的边缘绑上红布条，既是藏族的祈福，又能让远处的船只看清位置。放筏的鱼通人有句口诀：“见红（礁石）不躲，见白（浪花）不慌”，说的是多年积累的经验。他们的“放筏歌”一半是藏语，一半是四川话：“大渡河，弯又弯，藏家的筏子汉家的帆，顺风顺水到雅安。”

鱼通人的饮食是一场汉藏“联欢会”。清晨的厨房，铜壶里的酥油茶咕嘟作响，旁边的陶罐里泡着四川泡菜，酸香和奶香缠在一起。女主人会用藏式的铜瓢舀酥油茶，却用四川的豆瓣酱炒腊肉，说：“酥油茶暖身子，辣椒提精神，两样都不能少。”他们的“鱼通饼”最有特色：用青稞面和小麦面混合，包上酥油和花椒叶，在铁鏊上烙得金黄，咬一口，既有藏地的酥香，又有四川的麻味。

每年端午节的“抢鸭子”是鱼通人最热闹的节日。这个源自汉族的习俗，被鱼通人赋予了藏式的意义：他们会在大渡河上放108只鸭子（对应藏传佛教的念珠），抢到鸭子的人要把鸭毛插在帽子上，说能“辟邪”。比赛时，藏式的羊皮筏子和汉族的木船一起冲向鸭子，筏子上的人用藏语喊加油，船上的人用四川话回应，笑声和水声混在一起，像一首欢快的交响乐。

鱼通人的信仰像大渡河的水，兼容并蓄。他们既去藏传佛教的“鱼通寺”转经，也去汉族的“龙王庙”烧香。寺里的喇嘛会用藏语念经，却能看懂汉文的“治水经”；龙王庙的道士会画汉族的符，却知道藏语的“六字真言”。每年农历三月，他们会举行“祭河神”仪式：在河边搭起祭坛，左边摆酥油花，右边放猪肉，喇嘛和道士一起诵经，男人们撒青稞，女人们扔花瓣，祈求“河水不涨，船只平安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