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古，中古，近古三个历史阶段，从茹毛饮血到圣王之治，再到他所在的商周两朝，还编了守株待兔这么个故事，嗯，守株待兔这个典故是韩非编的

说大禹靠治水凝聚了人心，让他的儿子启得以称王，你现在还能效仿大禹，靠治水当上皇帝吗？不能，因为时代变了。

上半部分的内核思想是要论证‘时移世异’，人不能守株待兔，完全效仿前人的做法来治理当下，主张求新求变，是改革派，变法派，主张因时制宜，因地制宜的治理国家，韩非才不会讲什么‘祖宗之法不可变’，该变就变，世道在变，治国的方式当然也要跟着变！

下半部分才是五蠹，嗯，写的有点跑题，五蠹的字面意思就是指的五种害虫，代指危害国家的五种行为，这一段几乎是指着儒家的鼻子在骂，所以这些儒生才坚决反对将其纳入中学课本。

举个例子，韩非说，假如你亲爹犯了法，你是包庇亲爹，替他开脱罪责呢，还是大义灭亲，举报亲爹，把他扭送官府呢？

如果你大义灭亲，那么好，你就是没有道德，害自己父亲，你这是不孝顺啊！百善孝为先，你连孝顺都做不到，还有个屁的道德。

如果你选择包庇亲爹，替他开脱罪责，那你是孝顺了，但同样触犯了国法，你这就是不法，由此论述，法制与德治互相冲突，不可兼得。

象这种人，就是危害国家的害虫，因为人人都崇尚道德，那法律就名存实亡了，国家没有法制，也就离灭亡不远了。

试想一下，如果官吏队伍之中全都是这种包庇违法亲友的‘道德高尚’之人，那国家还能好得了吗？

儒生个个自诩道德圣人，他们当然看不惯这些。

原历史上的大明就是纯以儒家徳教治国的，朱元璋的《大明律》和《明大诰》里就有案例，儿子殴打亲爹，可以判处凌迟，凌迟可是最严酷的惩罚，居然用来判处这个，而且亲爹犯法，儿子举报，向官府状告亲爹，居然特么的也是犯法的

什么是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啊，老朱可是能把孟子里的‘民贵君轻’都删掉的人，你今天儿子敢殴打亲爹，明天是不是臣子就可以造皇帝的反了？必须重拳出击！

等几人大致看完了五蠹，鲁锦才说道。

“我如何看待儒法之争，新朝到底要以儒治国，还是以法治国，我看韩非这篇五蠹本身就已经给出了答案。

“几位先生，不要流于文章表面啊，韩非子这篇文章开篇就说了时移世异也，今时不同往日，我们可以用韩非自己的话驳斥他自己，当今之天下，早已和先秦战国时大有不同，我们还能用先秦那套法家的方式来治国吗？当然是不可能的。

“用韩非子自己的话说，他两千年前说的东西，放到现在就一定还是对的吗？如果一味的学习先秦法家，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守株待兔呢？”

众人顿时恍然大悟，有种被鲁锦从儒法之争里突然拽出来了的感觉。

鲁锦则是继续说道，“在我看来，儒法之争根本尤如儿戏，两者本身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，至少没到你死我活的程度。

“德治与法制，应该是像冷热，阴阳，白昼与黑夜一样共生的关系，二者不可偏废，少了哪一个都不行。

“如果把人的所作所为比作一把尺子，那么道德就是这把尺子的上限，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做的到，即便是被你们尊为圣人的孔夫子也不例外，他嘴上说的自然都是好的，但他本人就一定能做到他说的那些东西吗？

“因此我认为，这世上没有一个能完美遵守道德的道德圣人。

“而法律则是这把尺子的下限，人非完人，只要是人就一定有私心，有私欲，有私心私欲，自然会做不道德的行为，没有道德并不一定会危害国家，但触犯法律则一定会损害国家或他人。

“法律即为道德的下限，突破这个下限就必须受到惩罚。

“映射的，尺子也不可能只有一头，它必定是要有两头的，治国当然要儒法并重，法律是国家制定的道德下限，不允许触碰，但我们做人也应该见贤思齐，给自己更高标准的要求，这就是道德，我们应该鼓励拥有道德，但同样不能触犯国法。

“这二者并不矛盾，我实在不知道儒法究竟有什么可争的。

“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