巴蜀的烟,是长在时光里的树。.k¨a*n′s~h¨u+q+u′n?.¢c,o?m/那些红的、蓝的、印着山川草木的烟盒,曾是街头巷尾最寻常的风景,如今却像落尽的叶子,藏在记忆的泥土里。但只要有人轻轻翻动,就能闻到当年的香——那是茶馆的茉莉香,田埂的泥土香,码头的江风香,混着烟丝的醇厚,在岁月里酿成了酒,抿一口,全是巴蜀的滋味。
一、飞雁折翅时,厂矿的灰蓝记忆
飞雁牌的烟盒,是川东厂矿里抹不去的灰蓝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达州的纺织厂、南充的机械厂,工人师傅们的工装口袋里,十有八九揣着这抹蓝。烟盒上的飞雁展开翅膀,翅膀尖沾着点白,像刚掠过嘉陵江的水面,朴素得像车间里的扳手。
爷爷是纺织厂的老机修工,他的工具箱里总压着几叠飞雁烟盒,边角磨得发毛,有的还沾着机油。“这纸厚实,比牛皮纸还经用。”他用烟盒垫螺丝、包铁钉,甚至给我折过纸船,船身印着“飞雁”二字,放在厂区的池塘里,能漂一下午。
那时候,工人之间递烟,递的是飞雁才叫“不见外”。歇工铃一响,车间门口的梧桐树下就聚起一群人。穿蓝色工装的师傅们掏出烟盒,“啪”地弹出一支,烟在粗糙的掌心里滚半圈,再递给旁边的徒弟。徒弟双手接过,用火柴“擦”地引燃,呛得咳嗽,师傅就笑:“慢点抽,这烟性子烈,像川东的太阳。”烟圈混着机器的轰鸣,把八小时的疲惫都圈了进去,散在风里。
父亲追母亲时,就靠飞雁壮过胆。1985年的电影院门口,他攥着半包飞雁,手心的汗把烟盒浸得发皱。母亲和女伴走来,他鼓足勇气递上一支,烟在颤抖的指间晃,话没说几句,脸比烟蒂还红。母亲后来总笑他:“当年就看上你那支烟的诚意了——烟盒都捏变形了,还舍不得扔。”
飞雁的消失,像一场慢慢停摆的钟。90年代初,厂里开始出现带过滤嘴的香烟,烟盒上印着高楼大厦,年轻人说“飞雁太土,没过滤嘴呛得慌”。爷爷却照旧买,直到有天供销社的柜员说“进不到货了”,他才愣在原地,手里的空烟盒捏成了团。
最后一次见飞雁烟盒,是在废品站的纸堆里。那只飞雁的翅膀被撕了个口子,再也飞不起来。爷爷捡回来,用胶带粘好,夹在他的工具手册里,“留着,看个念想”。如今那本手册还在,飞雁的翅膀却早已脆得一碰就碎,像被风吹散的棉絮。阳光透过纸页,能看见烟盒背面模糊的字迹:“四川卷烟厂出品”,那行字,比爷爷眼角的皱纹还要浅了。
二、红芙蓉谢了,喜宴上的那抹艳
红芙蓉的烟盒,是巴蜀喜宴上最扎眼的一抹红。烟盒上的芙蓉花层层叠叠,花瓣边缘描着金,像刚从锦江里捞出来的,带着水汽的艳。-s?o,e¨o\.!i\n!f.o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川南乡下,谁家办喜事,桌上没摆红芙蓉,都不好意思请宾客。
奶奶说,1973年她嫁爷爷时,陪嫁的木箱里就躺着两条红芙蓉。那时候物资紧俏,爷爷托人在县城供销社排队才买到,烟盒用红绳捆着,像两封滚烫的情书。拜堂时,爷爷给长辈递烟,烟盒在手里转得飞快,红得像团火。有长辈接过烟,夹在耳后,说“沾沾喜气”;孩子们则盯着烟盒,等宴席散了,抢着要去折成小船,在院子的水沟里漂,船尾拖出的水痕,像芙蓉花的影子。
红芙蓉的烟丝里,混着点说不出的甜。老人们说,那是加了泸州的桂花,抽起来不呛,连不抽烟的姑娘都能夹在指间把玩。我表姐的嫁妆盒里,至今压着个红芙蓉烟盒,是她十岁时在姑姑婚礼上抢的。“当时觉得这花比新娘的头花还好看,”她摸着烟盒上磨平的花瓣,“后来才知道,那烟盒被姑姑的婆婆压在箱底三年,就等办喜事时用。”
乡下的喜宴上,烟盒还有妙用。账房先生用烟盒记礼单,红底黑字格外清楚;孩子们把烟盒叠成“三角板”,在晒谷场上拍得“啪啪”响;新媳妇给长辈敬烟,烟盒要双手捧着,长辈接过烟,会往烟盒里塞个红包,“这叫烟盒藏福”。
红芙蓉的谢幕,像一场慢慢暗下去的灯。记不清是哪年春节,去内江乡下拜年,发现喜宴上的红芙蓉换成了印着龙凤的香烟。问堂叔,他叼着烟说:“现在时兴带爆珠的,年轻人嫌红芙蓉老气,说烟盒上的花像年画。”宴席散后,我在灶房角落看见个被踩扁的红芙蓉烟盒,芙蓉花的金粉掉了大半,像褪了色的春联。
去年在成都送仙桥旧货市场,见着个红芙蓉烟标,摊主用玻璃框装着,标着“80年代藏品”。我摸了摸那褪色的红,纸页薄得像蝉翼,边缘卷着毛边,像触到了奶奶鬓角的霜——当年